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坚持有保有压，化解过剩产能，支持企业兼并重组，在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同时，提出要坚持创新驱动，推动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而在参加河北代表团审议时，李克强指出，河北是产能过剩表现最为突出的省份之一，如果能在稳增长、调结构中闯出一条路来，对我们国家都有重要的意义。所以，国家应该给予相应的政策优惠和金融支持。

主持人：您认为，化解产能过剩一年多来效果如何？ 

张志祥：我觉得还是有效果的。唐山部分钢厂已经停下来了，毕竟我们的产能利用率在75%左右，而我认为85%的产能利用率是合理的，所以我觉得钢铁产业的过剩没有大家说的那么多。反过来说，汽车行业的产量已经达4000万辆左右，而需求量只有2600万辆左右，比我们的产能利用率还低。所以，我们的产能过剩情况比有些行业要好。

干勇：要把现在这些过剩产能硬性压减掉的话，还是很难的，目前来看，效果并不明显。

才让：2014年产能依然过剩，真正淘汰的产能并不太多。一是因为政府的施政方法，从过去强制“一刀切”的行政手段转为运用环保、标准和市场竞争，逐步地渗透、逐渐地引导，所以目前真正减掉的量并不是特别多。二是因为铁矿石价格大幅度下降，钢材产品价格下降幅度还没那么大，所以让一些企业，尤其是即将面临淘汰、关停并转的企业又喘了一口气。说实话，钢铁企业的投资都比较大，周期也相对比较长，只要不到最后一刻，它都能撑着，客观上造成对落后产能或者过剩产能的压减，速度不如预想的快。

袁伟霞：我们有效化解产能过剩的路还很长，很多行业的困难都比较大。不止钢铁，水泥、玻璃、造船等行业的产能过剩都很严重。投资缺乏理性，一拥而上，典型的如光伏产业，导致一个新兴产业很快变成了过剩产业。

孙朝晖：就我了解的钢铁行业化解产能过剩的效果，并不太令人满意。钢产量同比进一步增加，钢材价格进一步下跌。产生这一效果的根源是没有好的办法，或者是办法可执行性差。

何达平：化解产能过剩有效果，但不是很明显。去年粗钢产量上升的幅度明显大幅度下降了，但是一部分产能化解了，一部分新的产能又释放出来了。所以我觉得这块国家还是要加大力度。

张武宗：钢铁行业的调整、升级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为此，我们既要有信心，更要有耐心。经过调整，钢铁产能有可能降至6亿吨的水平，甚至是4亿吨。一大批的企业将淘汰出局。

主持人：化解产能过剩目前看来推进难度较大。尤其是在需求见顶的情况下，未来我们要靠什么化解产能过剩？

干勇：钢铁行业可以学习马云的阿里巴巴模式，把钢铁企业、供应商、用户、金融机构、技术服务机构、设计机构、贸易机构、物流配送机构等，全部放到一个大平台上，大家共同经营、共同盈利、共享成果。进入这个平台的钢铁企业多了，各自可以根据开放的数据寻求一个产量的最佳平衡点，这也就部分解决了产能过剩的问题。

才让：从环保、能源消耗方面，从社会责任来限制，是一条可取的路线。当然，最根本的方法是市场竞争，如果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没有办法施展，产品没有竞争力，成本高企不下，长期亏损，就无法运行，自然会被淘汰，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孙朝晖：我认为化解产能过剩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做。一是通过技术进步与技术创新，升级一批产品质量，提升产品档次，从而替代高端进口产品，消化部分产能。二是加强产品质量的监管，对于不符合产品质量标准的产品禁止在市场上销售，实施不合格产品召回制度，限制一部分缺乏核心竞争力的产品上市。三是严格实行新的环保法，对于达不到排放标准的生产企业实行关、停、并、转，实实在在地淘汰一批落后产能，把一切交由市场和法律来完成。

袁伟霞：钢铁行业下一步化解产能过剩，需要朝高端制造的目标努力，承建国外高端项目，附带出口高端钢材。出口成品，而不是初级材料。

朱鸿民：过剩是一个相对关系，产能过剩与否取决于市场需求，目前是市场冷下来了。解决产能过剩，应该让市场去决定，自然淘汰活不下去的产能。仅仅靠政策去控制产能，效果并不会太好，因为我们很难做好市场经济下的计划，还是依靠市场更合理些。

连建宇：我国在很多产业上缺少整体的规划和节奏布置。应该一步步释放市场，把未来可能产生的副作用提前预计好，而不是一窝蜂全上，最后就导致产能过剩。一定量的过剩在任何时候都会有，只是不能总让它重复出现。应该考虑用科技创新来调整产品结构，提升需求档次，让市场去优胜劣汰。因此，提高全社会的品质导向很重要。

张志祥：我认为化解产能过剩就是要靠市场化，真正发挥作用的就是市场。环保也要靠市场化，国家提出要求，用法律法规去约束它。产品质量好，企业竞争力就强，不符合要求就会被淘汰，这就是市场化。国家现在就是用市场化的方式来化解钢铁行业过剩产能矛盾。

何达平：我觉得有两件事要做，一个是淘汰落后产能，也就是高污染的产能。同时，新环保法实施后，要公平执法，不能说发达的地方对于企业的环保要求就高，有些地方的要求就低，要在同一个标准下，公平竞争。这一点需要国家层面和地方共同来做，无论如何要打破地方保护。另一方面就是推动中高端产品“走出去”。这部分过剩产能“走出去”既消化了我们的库存，同时也不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这样也能产生新的效益。

主持人：真正让过剩产能退出这个行业，我们是否拥有了畅通的渠道，以及相关的法律规定？

才让：如果从政策层面上来讲，退出机制是有的。企业该关就关，有一套程序，包括清算程序、关停并转以后的善后事宜以及收购兼并等。但是从实际操作来讲，无论是企业、员工，还是当地政府，都不希望企业出现大起大落、断崖式的冲击，这对员工个人和家庭是一个比较大的冲击，对当地的社会稳定和财政收入、利税也都有很大的影响。谁都不愿意自己的投资就此打了水漂，因此，化解产能过剩估计还会有一段僵持阶段，通过3~5年的大浪淘沙，逐渐达到新的平衡是可能的。

孙朝晖：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于2006年8月27日通过，自2007年6月1日起施行。从理论上讲，退出渠道是畅通的。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实施近8年来，几乎没有看到企业破产的报道，阻力非常大。另一方面，由于拥有自己核心竞争力和技术的企业很少，多数企业擅长“山寨”技术，当这些企业大量的资金沉淀在这个行业之后就很难转型，因此要化解产能过剩也是非常困难的。

何达平：前几年我提了一个建议，就是在国家层面上建立一个基金，用来扶持退出产能。其一，生存下来的企业要拿出一部分资金来扶持退出企业，帮他退出。其二，国家给一个扶持的政策。因为钢铁企业都是地方和国家重大的税源，为国家和地方做出了贡献，现在在大的政策下要淘汰了，国家应该给予扶持。其三，企业自己也要拿出一部分资金解决这个问题，不能什么都指望国家。三个方面的资金来源共同作用对化解过剩产能来说可能更可行。

主持人：让过剩产能退出这个行业，需要政府做好哪些政策托底工作？

才让：企业退出是商业行为，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如果企业的股东不投入了，银行不借贷了，政府现在没有责任来投钱。但是政府有责任创造外围的条件，保持公平的环境。同时，不要亏待和侵犯被淘汰企业的员工的合法权益，按照设计的合规、合法的程序来处理。政府还有一个责任就是再教育，对这些失业人员实施救济，进行转岗培训，增加二次就业的机会。

何达平：淘汰落后产能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工人怎么办。工人失业了政府要帮忙安置，这块必须要做。沙钢锡兴钢铁的2000名~3000名工人就要和企业买断失业了，这是让企业去安置失业。沙钢有规定，凡是锡兴钢铁的员工，愿意到沙钢集团、到安阳永兴或到淮钢工作的，可以优先安排，这个是我们内部的解决方案。对于不愿意去的员工，政府应该给予政策支持，创造一些就业条件。另外，政府怎么去扶持淘汰落后产能的企业转型很重要，主要是在税费优惠方面，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孙朝晖：政府的托底工作最重要的就是完善安置过剩产能退出行业后富余人员的政策，以及鼓励再就业的相关政策。（该文刊登于3月10日《中国冶金报》4版）